孙连城懒政观后感

观看人民的名义后,我对孙连城这个懒政的干部形象印象很深,忍不住就写下了这篇孙连城懒政观后感,因为孙连城区长的懒政不是简单的懒政,信访办窗口那事之前市委书记李达康已经让他蹲过一次,他之后的反应居然是直接不管了。直到达康书记第二次对他进行质询后,他才开始放了几个小竹凳,之后他甚至直接忘掉了此事,居然不知道自己让属下在信访窗口放点小糖果,属下居然给搞成冰糖这种智障一样的安排。其实真要整改的话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大困难,无非就是不想干罢了。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有一些地方出现丁义珍式窗口都都迅速得到了整改,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换一句话说,即便是把上面的遮挡物全部拆掉,和人民群众面对面信访交流有那么难吗?我们的党员干部什么时候会害怕群众了?
习近平总书记有“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样鲜明论述。结合从事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二十多年实践的心感身受。联系“整治庸懒散贪”实际,纵论治理像孙连城这样的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有一些党员干部觉得没有油水可捞,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觉得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升职无望,就消极怠工,孙连城就是这样的一个懒政典型,治理懒政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防止党员干部精神懈怠。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战略目标,治理“精神懈怠”就更显其必要性。当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懒政”现象表现出根源性、隐蔽性、传染性和差异性特征,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及工作能力。精神懈怠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多策并举、辩证施治。根据组织行为学的“激励”理论,完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激励机制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应以内激励增动力,通过理论创新、教育灌输和文化熏陶等,建构共产党人先进的精神、理想和信仰体系,培育并形成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促使党员干部不想懈怠;以外激励加推力,通过制度保障、群众参与和科技推动等,形成激励与约束共存、管理与监督并重的良性环境,促使党员干部不能懈怠;以正激励添引力,顺应人的正当的精神和物质需求,采取满足、促进和奖励措施,促使党员干部不愿懈怠;以负激励增压力,通过严格问责、严肃惩戒,形成对党员干部潜在惰性的强大威慑,促使党员干部不敢懈怠。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四个危险”并且提到“解决不好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的空前高度。其中,懒政的主要表现特征“精神懈怠”的危险摆在了第一位,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当前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懒政的危险尤其值得警觉和重视。
我们的理解,懒政主要是指执政队伍中存在的思想意识松懈、麻木乃至颓废,并间接通过一定的行动、语言等途径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亚健康状态。广义的精神懒政不仅体现为思想层面的懒政,还体现为作风层面和工作层面的懒政。紧张工作之余的适时、适度放松的行为,并不认定为具有精神懒政的问题。从实践看,精神懒政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具有根源性。精神懒政看似一般性的意识问题和作风问题,实则是各种危险的根源。如果党员干部的精神懒政了,工作能力就会下降、宗旨意识就会淡薄、消极腐败就会滋生,因此,精神懒政的危险已经成为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危险。二是具有隐蔽性。精神懒政不仅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其危害在时间上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关联上往往具有间接性,在发展上往往具有渐进性,导致组织难以及时发现、个人难以自觉警醒、制度难以有效规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因此,防止和克服精神懒政难度很大。三是具有传染性。精神懒政所体现出来的消极、松散、不作为,由于顺应了人内在的惰性心理,人们容易习以为常,在特定的群体和一定的区域内,相互观望、彼此效仿、交互传染并反复发生,引发不良风气的蔓延。这就要求我们治理精神懒政必须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刹风正纪。四是具有差异性。精神懒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岗位等表现出的程度不同,比如,执政时期较之于战争年代、机关干部较之于私企员工、一般干部较之于主要领导,更加容易存在精神懒政的问题。这就说明对精神懒政的治理需要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对象采取相应的措施。
导致懒政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的、内在的、个体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的因素,各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交织。从五个方面探析。

1、信仰方面。精神懈怠最根本的就是信仰出了问题。有的党员干部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大潮中,不能正确对待新旧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与行为上的偏差,以致信念迷茫,理想淡化,价值观偏移。一个人缺乏信仰,就如一棵树失去了赖以滋养的土壤和水分而必然失去生机和活力一样,心理颓废、斗志丧失、道德滑坡、腐化堕落也就在所难免。
2、心理方面。党员干部作为个体的人,客观上与其他普通人一样,难免受到一些不良心理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往往是导致精神懈怠问题的重要心理因素。主要有:一是喜新厌旧的心理。人的工作生活应该有不断的新鲜内容来充实、刺激,而党政机关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产生机械重复的厌倦感和丧失活力的消极心理。二是趋利避害的本性。在当前党政机关绩效评价机制还不够科学和健全的情况下,如果选择逃避困难、回避矛盾,往往比那些敢于触及矛盾、敢于攻坚破难的人承担的风险小、得到的实惠多。正是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使不少人倾向于在工作中当“和事佬”、“太平官”。三是社会惰性的效应。所谓社会惰化,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心理学现象,指个人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完成某种事情时,往往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干时偏少,个人的活动积极性与效率也会下降。由于党政机关的工作大多数都需要群体协作才能完成,在缺乏有效的绩效衡量机制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个体的卸责心理,导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惰化效应。
3、管理方面。党政机关在精神懈怠的问题上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首先,从组织的监督管理看,有的单位对干部要求不高、管理不严,对队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问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致使干部职工毫无压力,长期以来形成了拖拉疲沓、散漫慵懒的不良工作习惯。其次,从团队的人文关怀看,有的单位对干部职工的家庭、生活困难缺少切实关怀,对干部职工因工作和生活压力所引起的困惑、迷茫和焦虑等缺少及时有效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致使干部职工对团队和组织的归属感降低、认同感削弱,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下降,对干部职工的敬业精神和进取精神带来消极影响。
4、体制方面。当前,在干部绩效考评、选人用人、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一定程度存在不公平、不科学、不合理现象,使一部分人的平庸和懒惰被另一部分人的努力和贡献所掩盖,客观上导致干部队伍激励缺失、活力降低、动力减少。一是绩效评价方面,与企业相对科学和成熟的绩效评价体系相比,如何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绩效进行准确量化,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科学性强、公信度高的制度体系,以及相配套的奖励和惩戒机制,这就使个人的贡献难以得到有效的衡量,客观上导致相当一部分干部职工在工作中表现出消极、等待、观望的懈怠现象。二是干部人事方面,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当前党政机关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仅没有形成良性的流动机制和灵敏的淘汰机制,反而形成了一种“铁饭碗”、“保险箱”式的体制环境,难以为干部职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工作激励并形成严峻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使得公务人员容易滋生懈怠。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交流调动等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人情”和“权力”介入,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优者上不来、庸者下不去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致使不少干部产生失望消极心理。三是收入分配方面,调查中干部职工普遍反映,公务员的薪金水平难以适应当前物价水平偏高、生活成本加大的实际,《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与此同时,党政机关的工资津贴制度主要是以职级高低和职务大小为依据,缺乏基于效率优先、贡献优先的有效激励,往往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尴尬局面。
5、社会方面。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黄炎培就提出了周期率的警思:“大凡初时聚精会神……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周期率的现象在一些人的身上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环境大大改善,生活条件显著提高,有的党员干部就思想麻痹、精神松懈,缺乏忧患意识,看不到困难和危险;有的党员干部就盲目乐观、陶醉自满,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有的党员干部就贪图享乐、玩物丧志,甚至奢靡堕落。带来的必然是理想的淡化、事业的懈怠、工作的敷衍。
 
三、懒政的应对及其策略
针对懒政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必须辨证施治、多策并举,其中,按照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强化激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举措。所谓激励就是顺应人的需求,借助一系列手段来激发人们做事的力量及个人潜在能力的有效途径,是人们工作驱动力的来源。在此,我们尝试引入“激励”概念,试图为解决精神懒政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
1、以内激励增动力,促使党员干部不想懒政。所谓内激励,就是要通过理论创新、教育灌输和文化熏陶等,建构共产党人先进的精神、理想和信仰体系,培育并形成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一是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建设。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对抗精神懒政的最好武器。要将信仰教育融入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全过程,促使党员干部把学习理论、构建信仰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真正静下心来,把基本理论学深学透,做到真懂真信、融会贯通,并且知行合一,在改革发展的时代任务和躬身为民的鲜活实践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二是把防范精神懒政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教育,去贪求廉、去庸求进、去懒求勤、去俗求雅。突出精神懒政表现出来的履职不力、作风不实、效能不高、纪律不严等主要问题,开展精神懒政问题专项治理。大力加强优良传统作风建设,弘扬艰苦奋斗的革命创业精神,加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培养,推进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对精神懒政症的免疫力。三是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人文关怀。注重党员干部在精神层面渴望得到尊重、认可和赞许的心理需求,激发他们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在忠诚和奉献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升党员干部对集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事业的成就感、自豪感,以及对个人的幸福感、满足感。帮助解决党员干部家庭、生活上的问题,尽可能地减少其后顾之忧,给予其更多的心灵安抚和情感沟通,促进其个性的适度张扬和情感的顺畅释放。
2、以外激励加推力,促使党员干部不能懒政。所谓外激励,主要是通过制度保障、群众参与和科技推动等,形成激励与约束共存、管理与监督并重的良性环境。一是强化制度推动。建立健全干部绩效管理制度,提升量化评价技术,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发挥上级组织、同级干部、下级单位和服务对象的综合评价作用,对党员干部的个人素质、工作作风、工作绩效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在机关管理上引入ISO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严格落实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效能制度,做到人人有职责、事事有标杆、时时有目标,进度全程“倒逼”,质量全程控制,促使党政干部闲不住、慢不得、怠不起。二是强化民意推动。全面推进党务、政务、事务公开,使党员干部从事公务活动的信息全方位置于阳光之下。畅通信访举报和民意表达的渠道,建立群众参与决策和监督执行的制度机制,开展党风、政风、行风满意度调查等群众评价活动,拓展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的途径。回应群众的关注关切,对积极进取的正面模范大力宣传。对精神懒政的反面典型坚决曝光。三是强化技术推动。运用信息技术对党员干部的工作状态和办事效率实行过程控制、实时监督和在线投诉。发挥互联网高效便捷、开放自由、低成本、无边界、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优势,加强网络监督平台建设,对精神懒政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监督合力。
3、以正激励添引力,促使党员干部不愿懒政。所谓正激励,就是顺应人的正当的精神和物质需求而采取的满足、促进和奖励措施。一是增强选人用人的公平性和竞争性。拓展干部“上”的空间,促使那些真正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疏通干部“下”的渠道,健全干部正常更替、轮岗交流和考核淘汰机制,推进辞职制、问责制、罢免制、弹劾制的实施,逐步做到调整不适应担任现职干部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实现干部队伍动态更新。二是建立评选科学、管理严格的评比表彰制度。探索设立“创新奖”“奉献奖”,大力鼓励改革创新和艰苦奋斗,充分发挥评先选优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示范感召作用。三是强化党政机关干部的物质待遇保障。建立健全党政机关干部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物价水平挂钩,以及干部绩效考核结果与职级待遇、一次性奖励挂钩的机制,拉大职级工资档次,提高一次性奖励标准,使职级晋升和一次性奖励带来的收入增长能真正发挥出激励效应。对长期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干部、长期担任基层领导职务的干部实行工资福利倾斜政策。
4、以负激励增压力,促使党员干部不敢懒政。所谓负激励,就是通过严格问责、严肃惩戒,形成对党员干部潜在惰性的强大威慑。要细化和规范问责的权限和职责、事由和情形、程序和方法,形成指向明确、措施刚性、反应快速的行政问责体系,做到有岗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切实发挥问责制的惩戒和警示作用,以亮剑的精神对工作不在状态、庸懒散等懒政问题碰硬较真,对因精神懒政造成危害后果的坚决予以问责。采取责令公开道歉、责令公开检讨、诫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领辞职、降免职等多种方式,对责任人予以严肃的组织处理乃至纪律处分。
整治懒政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治理精神懈怠,二者结合,标本同治。有岗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切实解决像孙连城这样的懒政干部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切实解决好“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大是大非问题,为党的十八大“五位一体”的伟大战略顺利实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牢固可靠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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